文章内容摘自
《高质量学习——中国式组织学习实践与创新》
（作者：商儒企业管理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引言：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战胜艰难、应对挑战、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从延安整风时“改造我们的学习”，到执政之初“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从改革开放后“认真建立学习制度”，到新世纪阶段的“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这是一段跨越百年的高质量的组织学习史，是伟大的党组织开展的组织学习的典型案例，更是一本鲜活的组织学习教科书。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从《高质量学习——中国式组织学习实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抗日战争、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解放战争等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党为了克服“本领恐慌”全面开展组织学习的重要时期。其间开展了党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范围深入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覆盖范围之广、时间跨度之长、全党重视程度之高，前所未有。这还是历史上首次正式“有组织的学习”，表现出了强大的组织学习力，并创造性地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理论创新之路，形成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体系，极大提高了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并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

（一）一切为了克服“本领恐慌”

在陕北，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我们所处的环境，比任何时候要来得复杂；我们的任务，也特别来得繁重与艰难。我们的民族，正与敌人进行着决死的搏斗，要在这个空前的历史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因之必须我们要努力地学习。领导工作的干部，要学习高深的革命理论，以便指导革命运动，在各种具体的环境下，能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正确地观察问题解决问题。”[1]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2]。

为克服“本领恐慌”，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1940年8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要求在职干部必须学习党中央的宣言、决议、决定及其他关于策略的指示，党报上的重要文章要有助于提高干部策略思想，使干部真正掌握党的路线，学会在各种环境、各种情况中坚定灵活地贯彻党的路线，不迷失方向。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主要任务是加强对干部的策略教育、理论教育、历史知识教育，引导干部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培养干部的阅读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1942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提出在职干部应努力学习业务、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学习理论，要加强时事与政策的学习。

（二）确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教育方针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旗帜鲜明地指出“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同时强调“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与此同时，随着学习运动的逐步深入开展，干部学习中理论与实际相脱节问题也日益凸显。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这一命题的提出，使中国共产党自此扫清了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思想障碍，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适合我国革命发展的理论，使党内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得到有效遏制，党的理论创新也由此开启了新的篇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教育方针，在学习运动中继续被采用。

1941 年 5 月，毛泽东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明确提出干部学习“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4]。1941年8月，党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设立了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自担任局长，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党将“调查研究”作为一项党内政治制度加以确立，正始于延安时期。1942年2月，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号召全党普遍开展整风运动，主要任务是改革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推动学习由“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向同时注重革命实践转变。1945年党的七大胜利召开，毛泽东思想被写进党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党的七大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5]

（三）有组织的学习：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

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同志们不仅看看书就算了，而且要有组织地学习。全国各级党部，边区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各类学校，都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来领导并进行学习。”[6]这是我们党首次正式提出“组织学习”概念，其根本目的是克服“本领恐慌”，通过“有组织的学习”，“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让“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延安时期“有组织的学习”，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见图1-3）。

一是健全组织学习领导机构及管理体系。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的号召。为领导全党的“大学习”，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专门设立了干部教育部，并于3月正式发布《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要求在职干部编班编组学习，并详细规定了学习内容与方法。1939年5月，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7]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对开展起来的学习运动作了九条指示。194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接连发布，中共中央通过这些重要文件推动干部教育学习，并采取一系列举措抓好贯彻落实，包括建立学习制度、编审学习教材、进行检查和总结等。为培养抗日干部和各类人才，中国共产党还创办了中央党校（前身是1933年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马克思列宁学院（以下简称马列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等三十余所干部学校。

二是强调学习内容的针对性与系统性。1942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在职干部教育主要围绕理论、政治、业务、文化等方面开展。这些学习内容都是应对“本领恐慌”，根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而设置的。例如，党规定要把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作为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着力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干部头脑，对干部进行系统科学的党性教育和理论提升。党还特别重视对马列著作的编辑和翻译工作，组织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本、《列宁选集》20卷本等书籍。这些书籍成为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贵资源。

三是完善自上而下的组织学习机制。为确保组织学习与干部教育的常态化、持续性开展，中共中央从顶层设计到日常学习管理，建立了较完善的组织学习机制。首先是纲领性制度。1939—1942 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学习教育的文件就多达 13 个。其次是学习管理制度。具体包括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制度、建立学习小组制度、轮训制度等。例如，建立学习小组制度，主要指中共中央统一设立高级学习组，下设若干学习小组。在延安，上至中央领导，下到机关干部，普遍参加了学习小组的学习。毛泽东还亲自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每周三晚上定期学习讨论。最后是学习检查制度。“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总检查，每四个月一次，由中央干部教育部领导举行之。军事机关，边区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每两个月检查一次，由各主管机关分别领导举行之。各支部干事会须每个月检查一次。”[8]

四是探索有效的组织学习方法。延安时期，党积极探索了学习小组、调查研究、分级分类人才培养等有效的组织学习方法。首先是创新提出以“学习小组”为主体的团队学习方式。延安时期成立了许多研究学习小组和研究会，不仅有中央统一建立的高级学习组，还有自发建立的各类学习小组，这些研究小组和研究会定期分专题进行学术讨论，并承担起培养教师和编写教材的任务。其次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共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各中央局、区委、省委或工委也成立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指导广大干部开展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一种有效的组织学习方法。最后是分级分类、因材施教，针对性实施干部人才培养。1940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将在职干部分为四类：“甲、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乙、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丙、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丁、工农出身的新干部。”根据这四类在职干部，设置不同的教育课程，甚至分别指定教员、指导员帮助学习。

五是改造组织学习文化。延安时期，通过不断深化认同的学习理念、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个人学习能力的提升，党成功改造了组织学习文化。学习理念主要指来源于重要的报告、文件精神中的“本领恐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实事求是”“要有组织的学习”“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挤’与‘钻’的精神”等理念与要求。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是指领导干部在学习运动中带头学理论、读历史、作报告、搞调研，引领组织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例如毛泽东在学习运动伊始就提出，“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9]。个人学习能力的提升，主要指通过培养干部的阅读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提高学习效果、促进组织知识转化，进而激发组织成员的学习动力。在学习文化的“熏陶”下，这一阶段组织学习和干部教育的质量与效率都有很大的提高，并形成了“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的生动学习场面与浓厚学习氛围。

【参考文献】
[1]曲青山等.延安时期干部学习教育对新时代持续深化全党大学习的经验启示.学习时报，2020-07-31（5）.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8．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 - 534.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2.
[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8.
[6]何磊．延安时期怎样进行党的干部教育．群众（决策资讯版），2019（6）.
[7]樊莉莉．党在延安时期的学习．学习时报，2021-12-01（5）.
[8]曲青山，王全春，樊莉莉，等．延安时期干部学习教育对新时代持续深化全党大学习的经验启示．北京：学习时报，2020-07-31（5）.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